If I can't be the only one

高雄廿五淑女之墓　鄭至慧
中國時報人間副刊(200606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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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上的女孩大多稚氣未脫。有人留著清湯掛麵的學生頭，看上去像小學生，神情卻稍嫌嚴肅，若有所思；難道已有預感：這是此生第一張，也是最後一張畢業照了？年紀大些的已把頭髮燙了，但服裝依然樸素，多是簡單大方的翻領衫。是為了去加工出口區應徵工作，才特地穿上最心愛的衣裳，照了這張相片嗎？三十多年了，這二十五名女子不老的容顏一直嵌在墓塚上方，齊齊遙望海洋。

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三日清晨，旗津島上的中洲港風平浪靜，碼頭上卻紛紛攘攘。


中洲地區不過一萬多居民，倒有四百多人在對岸的前鎮加工出口區上班。這天正逢星期一，搭船的幾乎清一色是通勤的女作業員。
六點多，郭麗香就在人群中翹首遠望。她還不滿十四歲，連當童工的資格都沒有，卻已經在加工區工作了一年。輪渡站上和她情況類似的女孩很多，吳秋香、李麗華與她同年，張楚雲、郭阿玉比她還小一歲。她們是聽著「阮想欲來去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」這樣的歌曲長大的，拿吃苦當吃補，只因為「世間總是著愛自己打算才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誤，人生的真義」。

旗津原是三面環海的半島，自從開闢高雄港第二港口以來，半島變為孤島，出入全靠渡船，很不方便。同時，面積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小島上，竟然也有重北輕南的現象。北端的旗后航線由市公車處經營，南面的中洲航線則由民營公司經營，其運輸能力、船隻設備、監督管理都遠遜於旗后航線。旗津人每每自嘲是被遺忘了的高雄市民，貧窮的中洲地區更受到雙重冷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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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看著「高中六號」靠岸了，女孩兒們急忙一擁而上，心裡只惦念著一件事：說什麼也要擠上這班渡輪，否則，這個月的全勤獎金就沒指望了。她們或許不盡了解「薪資結構」的意思，卻很清楚女工本薪微薄，要靠名目繁多的獎金和津貼來貼補；遲到一次就意味著無法保持全勤記錄，等於要被扣掉八分之一以上的薪水──那可是好幾百塊錢呢。

高中六號是一艘年久失修的逾齡木殼船，按規定只能載客十三人，但船老闆獨家經營，動輒超載到百人左右，港警所也不聞不問。清晨六點五十分，高中六號一如往常，載著八十多名乘客，吃力地開向前鎮。十幾分鐘後，渡船晃動了好幾次，艙裡的乘客更發現船艙進水，嚇得大叫：「停船！救命！」頃刻之間，船上亂成一團。

這時，無照的駕駛員做出了一連串錯誤的判斷。不遠處原有一艘挖泥船可供停靠，駕駛員卻繼續航向前鎮；後來看到情況不妙，突然改道駛向六十一號碼頭搶泊，又因未按規定配備兩名以上的船員，不能同時綁好船頭、船尾的繩纜，使得渡船失去重心。當船尾下沈時，會游泳的人紛紛跳入海中，唯獨艙內的乘客逃生無門，束手待斃。

有史以來，高雄港內還沒有發生過如此慘重的海難，總共有二十五人在這場人為疏失中喪生，五十一人受傷，死者全為女性。市府立即決定由市公車處接管這條航線，從此中洲人總算有了較為舒適安全的公營渡輪，多情的鄉親至今仍然感念二十五位女子死後澤被鄉人之恩。

行船三分險，旗津人的成長經驗中原就充滿了海難的記憶。但這一次，有二十一個家庭同時失去了風華正茂的女兒，其中年齡最大的不過二十九歲，最小的才十三歲，絕大多數未滿二十，姊妹三人或二人同時喪生的也有三起。除了與親人天人永隔之慟，有些人家的家計還受到嚴重的打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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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貧困的年代，討海雖是旗津人的主業，卻不足以養家活口、供子女念書。更因漁民容易出事，一般人總認為要生下三個男孩才保險，因此人口出生率高於台灣的平均值；孩子一多，生活更加困難。民國五十五年底，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前鎮落成，中洲人多了一條出路。男孩要服役，要受較多的教育，平均到二十歲才出外就業；女孩則通常較早輟學，平均在十五歲時就外出工作，不僅為父母分勞，為弟妹乃至兄長賺取教育費用，更為國家賺取外匯。雖然從民國五十七年起，台灣就實施九年義務教育，但許多女孩並未享受這項福祉。尤其是長女，讀完小學就就業的比比皆是。

郭麗香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她是家裡的老大，下面有三個妹妹和兩個弟弟，父親是船員。一年前，麗香剛從小學畢業，隨即借用別人的證件，冒名進入博士電子公司當女作業員。船難喪生的二十五名女子中，和她一樣未滿十四歲，冒名在工廠就職的共有六位。她們因未用本名投保，領取醫藥補助費與撫卹金都成問題，對家人而言無異雪上加霜。

加工出口區在成立之初，就大量招募女作業員。一般來說，她們的工資比起男性要少三分之一以上，但當時社會上極度欠缺兩性平等的觀念，女性也只能逆來順受，抱著「假使少錢也要忍耐三冬五冬，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」的態度，向「路邊的賣煙阿姐」問一聲：「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欲用人？」正是這些豐沛而低廉的勞動力奠定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。

每天下班時間，五萬一千個女作業員像潮水般湧出前鎮廠區，這是台灣婦女史上無比壯麗的場景。她們任勞任怨，許多工廠主卻軟土深掘，不僅用不合理的薪資結構來箝制她們，還經常拖欠遲發工資。在戒嚴體制下，女工無法組織有力的婦運、工運團體來爭取權益，只能以離職、跳槽來表達不滿。等到高流動率對廠方造成困擾時，資方就違法雇用不足齡的童工──當然又以女性居多。這種剝削婦孺的現象存在已久，卻要等到七十餘位中洲勞動女性傷亡後，才獲得些許關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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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今日的標準來看，勞動者從住處往返就業場所途中發生事故，是明顯的工殤事件，但在昔日的時空背景下，卻被窄化為單純的交通事故。女工與童工的辛酸、就業性別歧視的不公不義並未因此引起重視，大部分媒體在報導時也只聚焦於她們年輕、未婚的特色，忽略她們的職業身份內涵。在後續的紀念活動中，官方與媒體的觀點失焦更表露無遺。

十八歲的莊清盆是罹難者之一，父親莊進春是個有心人，他一再向市長陳情，希望把高中六號在六十一號碼頭就地保留，當作交通事件紀念碑，但未獲同意。基於同樣的理由，他也力主設公墓合葬二十五位死者。許多人想當然耳，以為他為的是解決未婚女性不能在家裡受祭祀的困境，其實不然。他本人不拘泥於迷信，人家說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起柩時要鞭棺譴責子女不孝，他嗤之以鼻。在他心目中，初中畢業就為一家九口打拼的次女是「這麼乖的孩子，哪有不孝？」他實在是痛惜愛女，同時愛屋及烏，希望這群女子凝聚成一個龐大動人的意象，永遠留在世人記憶中，才極力爭取購地合葬。儘管有些家屬因埋葬方位、排位、土地等問題產生歧見，莊進春仍賣力奔走協調，並立下咒言：若因合葬而影響罹難者家屬，罪過由他一人承擔。家屬為之動容，終於達成共識，建成「廿五淑女之墓」。當時公墓位於中興里與中和里之間，後來為了配合中興商港第四貨櫃儲運中心擴建，於民國七十七年遷葬現址。生前死後，她們的命運始終與高雄的發展緊密相連。據家屬說，當時她們紛紛托夢，表示對遷葬沒有怨言，請家人寬心。或許這也反映出在親人心目中，她們就是這樣忠厚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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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多年來，她們墓穴相連，像下了工還依偎在一起的親愛伙伴，依出生時辰先後，整齊地排成三列。可惜墓碑上除了姓名、堂號，只有骨甕重新入土的日期，卻沒有出生日期，墓碑上的對聯也一律是「淑德長留遺萬世 女嫻永駐照千秋」。看來這裡果然是個沒有差別待遇的世界，不過如果能為每人立個小傳，或對聯能因人而作，讓憑弔者認識她們各自不同的生命內涵，應有更深刻的紀念意義。再趨前細看，愕然發現每個墓塚上的照片幾乎都遭破壞，像一張張被毀容的臉，令人怵目驚心。據家屬推測，這是賭徒來此拜求明牌失利後採取的報復行動，所以修繕後不久又遭破壞。

台灣原有向陰廟求明牌的風俗，但民間以訛傳訛，將此地視作姑娘廟，恐怕與當初所設定的紀念意涵不夠明確脫不了干係，也有違家屬的原意。市府所立的紀念碑上「少女雲英未嫁」等用語如同陳舊的標籤，將觀者的注意力引向死者的婚姻狀況，強化了民俗中將未婚往生女性怪力亂神化的傳統，美艷女鬼戀慕異性或靈力傷人的傳說不脛而走，不啻使死者受到二度傷害。

兩年前，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建議市府確認她們為工殤受難者，肯定她們做為職業女性、家計負擔者、經濟發展尖兵的貢獻，檢討政府與資方對她們的虧欠，為此一歷史事件提出具有性別敏感度和工安省思的說明，破除刻板印象對未婚往生女性的迷思，還她們應得的尊嚴，並為廿五淑女之墓正名。同年，高雄市勞工局在國際工殤日舉行儀式，將廿五淑女之墓正名為「工殤紀念公園」。

事隔兩年，廿五淑女之墓的景觀改造計畫還在起步階段，正式名稱要等民調完成後方能決定。愛女情深的家屬希望勞工局多聽聽他們的意見，把目前肅穆卻冷硬的整體環境修葺得像公園一樣溫馨宜人，同時把早期台塑公司棄置在旗津的石化廢棄物從墓園四周移除，讓電石渣不再污染旗津的環境，也不再污染旗津人的視覺。眷戀女性屐痕的人經過踩風大道時，也請在此駐足，為即將成形的新地標獻上祝福與關切。

（文中引用的歌詞皆出自「孤女的願望」，葉俊麟詞。本文轉載自「女人屐痕：台灣女性文化地標」一書，文化總會、女書文化共同出版）